九零年代初期開始，全球注目香港回歸發展。德國的歌德學院和我商議多次，終於雙方同意合作，在九七年前舉行雙城文化會議，參與的城市是慕尼黑和香港。會議在歌德總部所位於的慕尼黑舉行，雙方同意各派十名代表參加，代表團中包括文化政策訂定者、文化評議者、文化研究者、文化教育者、管理者及前線文化工作者（包括藝術家以及文化基金會），跨城跨界別討論文化和制度的關係。

　　這是十二年前的故事，參加會議的香港代表包括黃清霞、邱歡智、黃英琦，劉小康，胡恩威，鄭新文及馬逢國等。我作了主題報告，報告中強調，為了應付政治干預文化的問題，下世紀的文化交流，應考慮以"城市"為單位，應該跨越界別和跨越領域地探討文化交流的理論和實踐。文化交流活動應更注重研發支援、具持續性的長線合作，以及由文化出發評議交流形式，更應協助建設有辯證及前瞻性文化交流平台。

　　在九七年前後，由於香港並沒有像歌德學院及柏林世界文化中心的獨立中介性文化組織，我們香港民間迫切地去考慮、研究、建立類似的文化交流組織。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催生出來。我們邊學邊做，在沒有任何公共資助下選擇了積極上馬；香港政府當局基本上採取觀望態度，部份因為他們對交流事務不熟，部份因九七前後的政治形勢，不得不謹慎保守。

　　那次雙城會議中，我的基本論調啟動了幾項跟進的發展。其中最龐大的一項就是跨越兩城兩大洲的2000年香港柏林文化視野藝術節，參與的文化界朋友逾千名。柏林世界文化中心負責建立歐洲文化網絡，香港當代文化中心負責建立亞洲文化網絡，組成歐亞兩洲文化交流的基礎。在這次活動中，我們也開始探討"比較"城市文化交流的體制、文化組織和文化政策的互動、創意產業及創意教育等題目。

　　慕尼黑會議的定調，同時啟發了我在九七年主催成立了亞洲藝術網絡，將亞洲重要城市前線藝術組織的藝術總監拉至同一陣線上，去審視各地藝術政策如何影響藝術發展、如何影響藝術組織運作；又通過彼此的五年計劃，分享對未來的看法。參與亞洲藝術網絡的城市除了香港和深圳，還有北京、台北、東京、福崗、首爾、曼谷、新加坡、新德里、澳門、馬尼拉和耶加達；各城輪流作莊，輪到澳門時流產，最近東京提出續辦。

　　在相同基調下，我在九七年主催組織以城市為單位的四城（台北－香港－深圳－上海）文化論壇。將四個政制相異城市的文化界及關注文化交流前線人士，扯在一起，成立了一個一年一度，四十人相聚三天的創意互動的聚會，四城輪流作莊。這是由民間文化界策劃組織並主持的聚會，嘗試設計具創意的會議方式，跨界跨城對話，打破過去官式交流及文化學術會議常規，希望能超越形式，成為真正的文化交流平台。

　　四城文化論壇已進入第十二年，我們以靈活坦率的方式培育跨城文化工作者的互信，在互信的基礎上不斷互相觀摩學習，在觀摩學習中實現辯證，在辯證中成長並回饋各自城市的文化發展；同時亦共同將"文化交流"的定位推前一步。這是一個重要的中國城市文化交流實驗室。我們都大膽但小心翼翼地，用心地做這個實驗；也只有真正的實驗，才能啟發我們如何處理未來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挑戰。

　　我一直相信，獨立運作文化智庫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活躍的文化智庫不單應該只是學問累積及教育傳播的中心，也是建設互動網絡及長線"比較"研發的據點。文化智庫需要保持有機性及知識基礎，以及維護文化公共空間的大方向。我們的社會對"文化"的定義，往往還停留在生活品味表象、文化消費的層面。文化發展活動如何能伸展至拓展獨立思考的方法，為社會帶來多元、創意、評議及包容，推動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正是在當前經濟主導的社會中的最大挑戰。我寄望四城文化論壇能成為推動並建立四城"跨城"文化智庫的火車頭，以及火車頭間的前瞻網絡，聯繫更多其他城市文化前線工作者，通過智庫概念，令兩岸四地所有城市文化邁向更辯證、更有創意的發展。

榮念曾